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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角與長山頂遺址試掘報告 孫寶鋼 肆 結語 考古學家分析台灣史前文化時 , 常以在某遺址或某批陶中佔較大百分比 ( 實際上並無標準)的某類陶作為某個陶文化的概稱。 雖然考古學家了經大多數的史前陶文化並不是孤立的陶文化 , 由於對史前生態環境方面 , 及由於民族考古方面資料的欠缺 , 難以解釋為什麼某種陶文化具有不同於其他陶文化的因素 , 同時也很難說明為什麼某種文化因素在某類陶文化中的比重較在他類陶文化者為多。譬如 , 曾被認為屬於第一黑陶文化的代表遺址 , 營埔 , 大馬璘 , 與洞角的史前文化是有共同的特徵 , 同時也有各別的特色。相對的 , 大邱園與田寮園 , 被認為是屬於素面紅陶文化的遺址。它們彼此間 , 也是有著差異。這兩個與洞角遺址同樣位於濁水溪中游的遺址 , 實際上都含有素面紅粗砂陶與灰黑砂陶。在大邱園與田寮園來說 , 素面紅粗砂陶的比例是較灰黑砂陶為多。而洞角遺址雖然灰黑砂陶遠較素面紅粗砂與繩紋紅陶為多 , 由於第十一探抗與第十二探坑出土清一色的灰黑砂陶 , 以及層位上三種不同陶類有各自存在的現象, 給予筆者一個印象。 那就是洞角的灰黑陶 , 與素面紅陶間沒有演化上的關係, 卻因接觸而造成比區文化不單存的特性 。 換言之 , 在某段期間 , 少說有 489 年以上 , 使用或製造灰黑砂陶 ( 灰黑陶文化 ) 的群體與使用或製造素面紅粗砂陶 ( 素面紅陶文化)的人們, 在洞角一帶共處過 。 他們之間 , 或有經濟上 ( 如貿易 ) , 或社會上 ( 如婚姻 ) , 或政治上 ( 如戰爭)的關係 。 也有可能 , 他們是個在血統上或文化上混合的群體 。 要知道 , 如果我們假設不同文化的史前人於不同時間來到臺灣 , 除非遭遇大災難使某整群人死亡或遷移他處 , 不同族群間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族群間因接觸而產生不同涵化的結果 , 難免不產生大同小異或大異小同的史前文化殘留。 關於大坌坑式的繩紋陶在洞角遺址的發現 , 使學者對日月潭地區有繩紋陶民活動的假設有了從新考慮的必要 。 由於劉枝萬與劉斌雄兩位先生在民國 44 年與筆者在民國 61 年日月潭的調查只拾獲少數的繩紋陶 , 而無法對張光直博士的假設提供有力的證明。 既然日月潭一帶的史前遺址存於潭底 , 為了更進一步探索繩紋陶的分佈, 與為了了解史前文化與現代族群的關係 , 筆者在民國 64 年 11月 13 - 23 日 , 65 年 1 月 24 - 28 日兩次赴濁水溪上游信義鄉布農族活動的範圍從事考古調查與試掘。這兩次的工作在雙龍 , 合流坪採得了打製斧鋤形器 , 而在地利除發現打製斧鋤形器, 磨製斧鋤形器, 未完工的鏃形器 , 刀形器, 馬鞍形石刀, 磨製石辦等石器外 , 並採獲少許素面灰黑 , 灰褐砂陶片。 在合流坪附近丹大溪畔某個廢棄的舊社的試掘 , 雖未獲得遺物 , 卻在倒塌的石板屋的屋基下拾獲一件方格印紋陶的口片 。 由於該舊社的石 板屋之木質棟樑腐朽尚淺 , 與雙龍一位 80 餘歲的老人仍能製造斧鋤形器的事實 , 不難想像這件方格印紋陶片的主人似乎與現代布農族的祖先有某種關係。 其實 , 研究臺灣的史前文化與臺灣土著的關係 , 是研究臺灣考古的考古學家的一項責任。小山修三用 Simulation 推算大邱園的聚落 , 是屬於這類的嘗試 。 可是因為該遺址與長山頂很近 , 而文化內涵都是以素面紅陶為主 。 因之長山頂第二探坑 1531±46 B.P. 的年代 , 不僅成為他推論的致命傷 , 而且造成學者以2000 - 1500 B. C. 作為大邱園文化年代推論的挑戰 。 與此相關的是張光直與宋文薰兩位先生各自或合作 , 與宋文薰、連照美、臧振華諸學者文化層序的看法, 雖在他區未受到碳十四斷年的威脅 , 至少在洞角與長山頂兩遺址遭受了考驗。或許洞角與長山頂的素面紅陶文化 , 與洞角的灰黑陶文化 , 如同集集田寮園的素面紅陶同具有地方性的色彩。而少量的繩紋紅陶 , 除了給予筆者對該文化了解的困難 , 或許只能解釋為繩紋紅陶文化的群體很小 , 或是他們只把洞角當作過度性的棲居所 。 總之 , 洞角與長山頂的發掘具有重要的意義 。 不僅讓學者重估繩紋陶在山區的意義, 而且對臺灣西海岸中部地區已釐訂的史前文化層序是項考驗。 洞角與長山頂試掘報告，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第廿五卷73-142頁，中華民國七十一年。 |
洞角與長山頂碳十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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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角與長山頂遺址試掘報告 |
